“周公”同意设通讯站

　　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及海外华侨报纸，经常刊载穆欣撰写的战地新闻，向国内外读者传播华北军民抗战的事迹。这是怎么回事？

　　这事需从1939年说起。当年11月，穆欣即将离开西安时，收到著名记者范长江的一封长信。范长江在信中专门谈到国际新闻社成立的情况，希望穆欣回到前方后兼任国际新闻社记者，并帮助成立一个通讯站，为国际新闻社组织稿件。

　　国际新闻社是在我党领导下、由周恩来直接参与策划，以“青记”（即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会员为骨干，于1938年10月成立的进步新闻机构。范长江的来信诚恳热情、充满信任，让当时还是新闻新兵的穆欣深受感动。

　　穆欣离开西安后，经延安准备回到吕梁山区。然而同年12月，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调集大批军队进攻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吕梁山区是其首先发难、重点围攻地区。穆欣一时被阻于延安。待我军在吕梁山区重创阎锡山军队并转往晋西北后，穆欣才准备动身归队。

　　范长江得知这个情况，又从重庆经由我党内部交通线带来一封长信，提出国际新闻社在陕北和华北抗日根据地发展业务的具体计划。其中明确，由穆欣担任晋西北通讯站主任兼特派员，负责组稿范围涵盖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及晋察冀解放区。他在信中还特意说明，这个计划是经过“周公”同意的。“周公”就是当时担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穆欣欣然接受了这一使命。由于战时邮政汇兑不便，范长江的重要信件和国际新闻社拨付晋西北通讯站的经费，都是经由我党内部交通线传递，有时甚至借助周恩来返回延安之便，请他带到延安，再由内部交通员转交晋绥分局组织部门递达。有的信封上还有周恩来的签字，可见这项工作始终受到他的直接关怀。

　　1939 年年底，穆欣受聘为国际新闻社特派员，同时开展国际新闻社的业务。从此，他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开启了自己的战地记者生涯。

　　周恩来称赞他的作品

　　在担任《抗战日报》采访部主任期间，穆欣同时以国际新闻社晋西北通讯站主任的身份活跃于抗战前线，写出大量反映各抗日根据地战争与建设的通讯和散文。1940年八路军百团大战期间，穆欣带领国际新闻社晋西北通讯站记者组织了大量稿件，每月二三十篇。1940年，他在《新华日报》发表通讯《一位民族女英雄》，记述了誉满华北的华侨女英雄李林壮烈殉国的事迹。1942年4月，他又在《大公报》发表《冒险者的“忧郁”》，以第一手材料揭露侵华日军士兵的苦闷、忧郁与堕落，传递出日军走向衰败的信号。穆欣从前线发出的报道，真实、客观、生动地将敌后抗日军民的英勇斗争传播至全国乃至全世界。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非法查封国际新闻社和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国际新闻社工作被迫中断。穆欣以个人名义继续与大后方数十家进步及中立报刊保持联系，持续传送稿件。到1943年秋，他共向大后方报刊供稿百余篇，广泛反映了晋绥及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在国民党统治区传播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治影响。由于这项工作进展较快、成效显著，得到上级领导鼓励。

　　1943年秋，周恩来回到延安后不久，特意托人向抗战日报社社长及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传达对穆欣的赞扬：“穆欣同志这几年向大后方报纸写过不少介绍敌后军民坚持对敌斗争的通讯，对于粉碎国民党污蔑我们游而不击的谣言，起了好的作用。”

　　烽火硝烟 穿梭采访

　　1946 年夏，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此时穆欣调任新华社特派员，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所辖地区随军采访。在此期间，他写出了一批较有影响的报道。

　　1946年5月，晋绥解放区领导人贺龙回到兴县，穆欣前去作专访。他在文中写道：“贺龙带着他的特有的愉快爽朗的声音，已经矫健地从房子里走出来。他还像以前那样的健硕，丰润的脸上泛着红光，蓄着一抹浓黑的胡须，嘴里衔着木制的烟斗，依然是精力充沛，神采奕奕，两眼射出温和愉悦的光辉。这使所有惦记着他的人们，见到、听到都是无限欢愉、欣慰的。”这段精当的描写，向读者传递了我军高级将领亲民的情怀、必胜的信心。

　　1946年7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关向应不幸病逝。穆欣很快写出长篇通讯《忠心耿耿 为党为国——悼念关向应同志》，以饱含深情的笔墨，讲述了关向应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文章真实记录了晋绥边区各界群众追悼关向应同志的大会场景。前来吊唁的军民“一个个热泪模糊了眼睛，悲痛压抑着心胸，哀思萦绕在脑际……”真实展现了人民群众对党的深厚情感。

　　11月15日，新华社总社向各分社及特派记者发出《特派记者工作简单总结》（简称《总结》），通报了特派记者工作情况，表扬了朱穆之、陈笑雨、杨赓、穆欣等人的成绩。《总结》中指出：“穆欣派赴晋北绥蒙一线采访，因情况多次变化，又忙于行军，客观上给采访带来诸多困难。自9月22日至10月4日共来稿8篇，总社采用6篇，另两篇因时间已晚未用。总社特派记者工作是为加强解放区对外宣传而建立的，穆欣等特派记者在采访报道中取得佳绩，为加强这一工作提供了好的经验。”

　　全面内战爆发后，蒋介石调派大军进犯解放区。记者需冒着炮火奔赴前线，穆欣从山西兴县出发，单枪匹马走了900多里，到达大同前线。11月，陈赓率领太岳纵队协同王震所部，发动吕梁战役，保卫延安。为了采访，穆欣又独自一人从晋绥解放区最北线到达南线，行程2100多里，沿途经过敌占区和新解放区，一路与敌人、特务、地方武装斗智斗勇，历经艰险。这段长途跋涉让他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也成就了他对陈赓部队的首次采访。

　　1947年2月至3月，穆欣从吕梁前线独自前往延安，行程上千里，向新华社总社汇报工作。在延安的一个月里，他同分管特派记者工作的新华社副总编辑范长江有过十多次接触，其中九次为单独交谈，主要是交流有关报道业务方面的问题，也包括三次关于个人经历与思想作风的长谈。令穆欣尤为受益的是，范长江针对他提出的问题及对军事报道的改进建议，在一次小型会议上系统阐述了军事报道的方向与方法。当时各解放区被敌人分割，信息不畅，能直接听取总社领导的指导，穆欣深受启发，印象深刻。

　　跟随陈赓 挺进中原

　　由于战局急剧变化，1947年4月中旬，穆欣从兴县出发，绕道战火纷飞的晋西南，独自跋涉1900多里山路，于6月中旬抵达山西翼城陈赓部队驻地。

　　7月，中央军委命令陈赓率部队挺进豫西，配合刘邓大军、陈粟大军横渡黄河，挺进中原。与此同时，新华社总社指示穆欣筹建新华社豫陕鄂野战分社，担负随军报道任务。

　　在行军途中建起的分社只有3名专职记者。为解决人手不足问题，穆欣想出一个办法——创办战地记者“速成班”。分社从部队中选拔一些有培养前途的战士，要求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在参加战斗的同时为分社写稿。分社定期点评稿件，帮助他们总结采访与写作经验，在实践中培养新闻人才，并将表现突出者留任分社。这一做法颇见成效，解决了人员短缺的困难。

　　1947年8月至9月，穆欣率领新华社豫陕鄂野战分社跟随部队进军中原。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渡过黄河，躲避敌机扫射，在山区冒雨行军，在紧张危险的环境中坚持采访写稿，通过电台向总社发稿，受到了表扬。在豫西前线，穆欣身先士卒，采写了大量战地报道与评论，第一时间向外界传递陈赓所部的一个个捷报。

　　从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年底，陈赓率部发展巩固中原解放区，挺进淮海战场，参与围歼黄维兵团……穆欣带领记者深入火线与指挥一线，记录我军将领的指挥艺术，报道战士英勇作战的动人场面。

　　随军采访三万里

　　1949年春，陈赓所部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原新华社豫陕鄂野战分社改称第四兵团分社，穆欣继续主持分社工作。兵团所属的三个军分别建立新华社支社。陈赓率领这支英雄的队伍先后参加渡江、解放南昌、解放广州等战役，并挺进大西南。穆欣与记者们全程随军，亲历了每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到1950年2月穆欣随部队进入昆明时，他已在解放战争中随陈赓部队转战15个省，行程达3万里。在这段时间内，他撰写了一大批作品，真实客观地报道了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全中国的壮阔历程，成为后人了解那段历史的珍贵资料。

　　在《千里追击线上》一文中，穆欣记述了第四兵团行进至江西弋阳——方志敏故乡时的见闻。听说当年的红军回来了，老表们争先恐后地跑来迎接，痛诉敌人的暴行。方志敏起义后，其家乡湖塘村遭敌军烧杀抢掠13次，全村70多户人家，有50多户被灭门。方志敏的父亲方高翥被折磨至死，弟弟方志慧在红十军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到解放时，家中只剩73岁的老母亲金香莲，在敌人的迫害下苦熬近16年。

　　穆欣的长篇通讯《“又照秦淮一叶枫”》，全面记述了方志敏的革命生涯：从点燃家乡农民运动的烈火，到举起赣东北的红旗，再到率领北上抗日先遣队，直至狱中坚持斗争，完整呈现了方志敏伟大的一生。这也是较早全面介绍方志敏的重磅文章。

　　1949年5月南昌解放后，第四兵团分社随工作队进城采访。当地报纸均已停刊，分社在完成总社发稿任务的同时，迅速筹办《南昌新闻》报，宣传党的政策，报道国内外要闻，传播解放军渡江后取得的胜利和战士们的英勇事迹，颇受市民欢迎。

　　在南昌停留的五日里，陈赓重访南昌起义旧地，思绪万千，兴致很高。应记者请求，陈赓畅谈参加南昌起义前后的经历。穆欣在《坚贞不屈》一文中，生动再现了陈赓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在鄂豫皖苏区指挥作战、拜访鲁迅、狱中斗争以及南昌痛斥蒋介石等片段，情节曲折，引人入胜。

　　这一时期穆欣的大量战地报道，既是第四兵团一路胜利的“战报”，也是人民军队解放全中国的历史缩影。他的笔下有赣江西岸追歼桂系匪军的战斗，有重回井冈山的喜悦，有翻越五岭的豪迈，有解放广州的激情，有滇南追歼，有西昌胜利，有进军贵州，有凯歌云南……

　　1950年2月，第四兵团进驻昆明时，新华社第四兵团分社已初具规模，不仅创办了《国防战士》报，还成立了国防出版社和印刷厂。穆欣担任云南省军区国防战士报社社长、军区新华分社社长，并兼任新华社云南分社社长。

　　3月至5月，《云南日报》逐日登载穆欣采写的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的报道。在日常报道工作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他每夜坚持撰写连载稿件，同时还写出了《南线巡回》《进军大西南》等作品。

　　朝鲜战场 指挥报道

　　1951年春，穆欣受命担任志愿军第三兵团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兼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第三兵团分社社长，赴朝鲜前线指挥采访。5月上旬到达朝鲜北部驻地时，已是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后期。此前，侵朝美军被中朝军队压制在“三八线”以南，美军被迫向中朝统帅部正式发出和谈照会，声明愿意派遣代表进行停战谈判。经过几次协商，最后确定7月10日双方在“三八线”附近的开城地区举行谈判。

　　由于事发突然，加上战火阻隔，从国内前来采访报道谈判的新闻同行无法及时抵达开城。志愿军政治部便指派穆欣等三名记者先赶往开城进行采访。穆欣7月7日接到通知，当晚就乘吉普车冒着美国飞机的轰炸，穿过弹坑累累的公路，于黎明前赶到已被美机炸成废墟的开城，成为最早来到开城板门店采访的三名中国记者之一。

　　在谈判现场，穆欣等三名中国记者和为数不多的朝鲜同行，成为以美国记者为主的100多名西方记者追逐的目标，后者试图从他们身上炮制一点“独家新闻”。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不时会提到中国记者的情况。枪声虽然暂时停歇了，谈判现场仍火药味十足。穆欣等人保持高度警惕，与西方媒体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

　　1952年年初，穆欣调离分社返回北京。他的同事们继续深入前线，甚至到离敌阵地不远的哨兵岗位，采访最可爱的战士，报道了黄继光、邱少云等众多战斗英雄的事迹。

　　1953年5月至1957年10月，穆欣先后任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中央高级党校新闻教研室主任。1957年11月，他调入光明日报社工作，先后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党组书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遭受不公正对待。

　　1979年，穆欣任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副局长兼人民画报社社长、总编辑。

　　新闻老兵 传记高手

　　1984年，穆欣离休。这位新闻战线上的老兵退而不休，仍保持着战地记者时期的作风。凭借充足的时间与多年积累的丰富素材，他迎来了又一个创作丰收期，相继写出《拔剑长歌一世雄——续范亭生平》《王震传》《关向应传略》《历史巨变中的周恩来》《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王震的三次长征》《林枫传略》等多部传记作品。这些传记史料珍贵、内容扎实，广受读者好评，成为当代传记文学又一个高峰。这份硕果，其实早在多年前就已埋下种子。

　　1984年，穆欣出版了60余万字的《陈赓大将》。该书的创作源头可追溯至1946年。自进入陈赓部队起，穆欣便开始有意识地搜集与该部队相关的报刊、文件、书籍，乃至外国记者、作家及敌方媒体的记载，希望有朝一日能将陈赓的传奇一生付诸笔端。然而战事频繁、转徙不定，这一心愿未能早日实现，但穆欣始终未放弃准备。行军作战中每次精简行装，他宁可舍弃衣物用品，也要将这些资料妥善保存。

　　陈赓从朝鲜战场回国后，穆欣有了更多与他接触的机会。每次登门拜访，穆欣总是不断追问其过往经历，陈赓也总是耐心解答。当时谈话涉及的某些事情，手头若有文字材料，陈赓便找出来给穆欣作参考，以节省谈述时间。有一天，陈赓从书房里拿出几册自己写的日记，其中有他当旅长的时候在太行山上写的，也有担任兵团司令员时在长江两岸写的，还有作为中央代表前往越南期间写的。他把这些日记放心地交给穆欣。穆欣得此“宝贝”，珍爱有加，更增添了写好陈赓传记的信心。几经曲折，几度劫难，1984年，《陈赓大将》正式出版。历时38载，穆欣终于为读者、为历史留下了一代名将陈赓“鲜活的面容”。穆欣在后记中特别写道：“以此书表达对陈赓深切的怀念和由衷的敬意。”

　　穆欣一直对民族英雄吉鸿昌充满敬意。他早年在吉鸿昌创办的吕潭中学就读。1931年年底吉鸿昌回乡为父奔丧主持葬礼的情景，1932年吉鸿昌所著《环球视察记》在师生中深受欢迎的盛况，1934年年底吉鸿昌被国民党杀害的消息传来时全校的悲愤与哀痛，都给穆欣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经过几十年的革命生涯，穆欣愈加佩服敬仰吉鸿昌，决心为吉鸿昌将军立传。他认真研读吉鸿昌夫人胡洪霞所赠的《环球视察记》，在1952年写成《吉鸿昌将军》一书，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较早全面介绍吉鸿昌的传记。1984年，吉鸿昌英勇就义50周年之际，《环球视察记》再版，穆欣饱含深情撰写序言，全面回顾了这位民族英雄的光辉一生。

　　广积资料 精品迭出

　　纵观穆欣的一生，“新闻”几乎是贯穿始终的主题。从思想觉醒时在百泉乡村师范学校尝试创办副刊，到刚参加革命在吕梁山主编“战斗”系列报刊；从“我的大学”里创办党报，到抗日烽火中以笔为枪；从作为战地记者记录解放战争的壮阔进程，到率队采访报道抗美援朝的英勇事迹——新闻，是他一生的志业。

　　从一名自谦的“新闻学徒”到新闻大家，除了时代的磨砺、党的培养，他还有哪些成功的秘诀？又能为年轻一代带来怎样的启示？

　　在老一辈新闻工作者中，穆欣的一大特长是注重积累资料。他的作品以资料翔实、叙事生动见称。为什么要特别重视积累资料？晚年的穆欣给出过答案。

　　“资料是文章的粮草。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系统著述，都需要在资料的搜集和分析上下功夫。积累资料可以帮助记忆，记者进行访问的时候，应该立即写下你要记住的东西。”

　　抗战时期，穆欣曾在垃圾堆中偶然发现一张残破旧报，上面刊有日本向我国沦陷区移民的报道，他当即捡起夹在手册里。不久后在写一篇通讯时，这张报纸所载的数据与事实，为他提供了极为宝贵的依据。

　　“我一面进行当前的采访写作，一面着手积累，行军每到一地，即使是一张布告、一幅照片，也注意收集，尤其注意积累自己可能长期接触的地区和单位的历史发展及某些人物的经历，胸中有了长远的目标，眼前看来用不上的东西，将来就可能用上。”穆欣还养成一种习惯，每次采访回来就把笔记重新整理一遍，作为资料保存，即便后来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仍坚持这样做。

　　1943年整风运动期间，受“左”的思潮影响，穆欣被下放到资料室“帮忙”。在被迫停止采访的两年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资料室收藏的图书、报刊，增加知识储备，并对所有资料进行了系统整理，借此进一步熟悉了晋绥根据地的历史和各方面情况。1946年春，党中央通知每个解放区写一本记述本地区创建、发展和现状的书，要求一个月内印出。穆欣因前期扎实的资料积累与思考，仅用一周时间便独自完成10多万字的《晋绥解放区鸟瞰》，随后又写出了20万字的《晋绥解放区民兵》。

　　勤于学习 嗜书如命

　　勤于学习，是穆欣同志的鲜明特质。他曾说：“我喜欢跑书店，也爱上图书馆，望着一排排摆满各种书籍的书架，置身于书的海洋里，就会感到自己的渺小，知识的匮乏。”他早年失学，战争年代又长期生活在山区农村的敌后根据地，买书不易，只能借书抄录。直到离休，他的书架上仍珍藏着几本抗战时期的手抄本，黄色土纸上一行行钢笔字迹工整如初。他几乎没睡过午觉，也很少完整休息过一个周日，大多利用这些时间读书补课，直到晚年。

　　在穆欣晚年珍藏的图书中，有一本书陪伴他走过了40年风雨。它是捷克著名的新闻记者和报告文学家基希所著、周立波翻译的初版本《秘密的中国》。书的封皮早已脱落，被他用不很厚的牛皮纸重新包裹。封底大片油渍，扉页和版权页也已遗失。原目录破损脱落后，他将那裁切下来、仅存题目与页码的纸片，依旧珍重地夹在书中。全书270页，近三分之二因油渍而纸张变色，这是当年他在根据地夜读时，不慎撞翻麻油灯留下的痕迹。

　　这本书是1940年1月出版的，到穆欣手里大约是在1942年。在晋绥解放区，它随穆欣在黄河两岸度过几个不平常的春秋，之后又伴他远赴西南边陲的昆明，随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最终进入北京。

　　穆欣一生珍爱这本小书，并非偶然。这本书所写的虽然多是人们常见的平淡无奇的事物，但作者以敏锐的观察与犀利的笔锋，揭示出平淡背后的“秘密”，令中国读者拍案叫绝、感到新颖。

　　晚年，穆欣撰写《一本书的不平常经历》一文，讲述他与这本书的“交情”，被收入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记者丛书》之《穆欣通讯选》。这本看似普通的小书之所以成为他的心头挚爱，不仅因其年代久远，更因它曾给予的智慧滋养与方向指引——于他而言，此书是老师，亦是挚友。穆欣晚年再三提醒：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能没有书，不能不读书。读书，是一种美德，是文明的表现。

　　穆欣少小离家，对于家乡十分牵挂。晚年，他多次热情接待来自家乡的访客。他曾向扶沟县图书馆捐赠珍贵图书，希望用精神食粮回报故土的养育之恩。

　　2010年9月，穆欣因病逝世。他的作品、精神、风范，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长存不朽。（记者 王锦春 付永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