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熹平石经》残石

蔡邕《熹平石经》拓片

　　《老子铭》刊刻于汉桓帝延熹八年（165年），是周口境内文献资料中较早的汉代隶书碑刻之一。它的刊刻与汉桓帝对老子的尊崇密切相关。据《后汉书·桓帝纪》记载，延熹八年正月，汉桓帝遣中常侍左悺至苦县（今河南鹿邑）祭祀老子，十一月又命中常侍管霸再次祭祀。此次祭祀活动规模盛大，不仅体现了汉代帝王对道家思想的重视，更因汉桓帝“八月梦见老子”的异象，促使官方以碑铭形式永久记录这一事件。碑文由陈国国相边韶撰写，书法则出自著名书法家蔡邕之手，足见其政治与文化意义。其实，刊刻此碑前12年，也就是汉桓帝永兴元年（153年），由谯令长沙王阜刻立了《李母冢碑》，该碑又名《李母庙碑》《老子母碑》《老子圣母李夫人碑》。虽然碑、文早佚，但《李母冢碑》是迄今有关老子故里记载的最早碑刻。该碑指出“老子生于曲涡间”，虽仅七字，却对老子出生地的地理特征给予了高度概括。所以，历来史学家均将“曲涡间”视为老子出生地的第一地理坐标，为曲仁里的独特地形标志。

　　鹿邑作为老子故里，自春秋时期便与老子紧密关联。据《老子铭》碑文记载，老子“姓李，字伯阳，楚相县人也……周守臧室史”，而鹿邑在战国时属楚国苦县，其地望与老子籍贯相符。汉代将老子神化并尊为道教始祖，鹿邑的太清宫始建于东汉延熹八年，正是基于汉桓帝的祭祀活动，成为老子信仰的重要圣地。因此，《老子铭》的刊刻不仅是对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鹿邑作为老子故里地位的官方确认，强化了其在中原文化中的独特性。是以其碑文有句，“天人秩祭，以昭厥灵。羡彼延期，勒石是旌”，或可证该碑对于鹿邑的特殊意义。

　　《老子铭》是研究老子生平、思想及汉代宗教政策的重要实物资料。碑文详细记载了老子的世系、籍贯及周代官职，如“周守臧室史”“孔子以周灵王二十年生，到景王十年，年十有七，学礼于老聃。计其年纪，聃时已二百馀岁”等，为《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简略记载提供了补充。此外，碑文提及汉桓帝两次遣使祭祀老子，反映了东汉时期道教与政治权力的结合，揭示了老子从历史人物向宗教神祇转变的过程。

　　蔡邕作为东汉著名书法家，其书法以“骨气洞达，爽爽有神”著称。《熹平石经》作为其代表作之一，以隶书书写儒家经典，字体方正、笔画匀称，是汉隶的典范之作。然《老子铭》的书写时间比《熹平石经》（175年）早了整整10年，此时蔡邕32岁。我们从《熹平石经》的书法风格似乎可以探寻《老子铭》的书法风格与之相似，抑或另具神采之处，也未可知。蔡邕的隶书作为汉代隶书的典范，结构严谨、用笔变化丰富、整体气象宏大，《老子铭》之书法风貌可想而知。《宣和书谱》曾说“隶学之妙，唯蔡邕一人”，信哉斯语！

　　《老子铭》原石遗失已久，但在古代大量典籍文献中都有著录，如欧阳修《集古录》、洪适《隶释》、赵明诚《金石录》，以及宋人《宝刻类编》等。该碑对研究周口文化与书法都有着一定的意义。首先是地域文化认同：周口作为中原文化核心区，历史上是陈国故地，老子故里在此的确认，强化了周口在道家文化上的地位。碑文所载的祭祀活动及老子生平，成为当地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是宗教与政治互动：汉代通过立碑祭祀老子，将道教思想纳入国家意识形态，鹿邑太清宫的修建与历代修缮，反映了周口地区宗教文化的延续性。

　　更值得关注的是宋人《隶续》记载有魏文帝曹丕的《魏下豫州刺史部修老子庙诏》。魏黄初三年（222年），曹丕从许都（今河南许昌市）返回家乡谯县（今安徽亳州谯城区）时，路过苦县厉乡老子庙，见其“殊未整顿”，于是下诏豫州刺史部修缮老子庙。据《太平寰宇记》：“宫前有阙，各高一丈七尺，魏黄初三年文帝所立。其阙有铭，是钟繇书，皆破缺，惟四字存焉。”钟繇是书法史上最重要的书法家之一。可惜此碑早佚，无缘瞻其风采，也是周口文化一大憾事。

　　另根据《水经注》记载：“城南十里，有《晋中散大夫胡均碑》，元康八年立。水之北，有《汉温令许续碑》。续字嗣公，陈国人也，举贤良，拜议郎，迁温令。延熹中立。水又东径武平县故城北。城之西南七里许，有《汉尚书令虞诩碑》。碑题云：《虞君之碑》，讳诩，字定安，虞仲之后。为朝歌令，武都大守。文字多缺，不复可寻。”至于《胡均碑》《虞诩碑》更是遗失已久，只有通过文献中的只言片语作感兴之叹。

　　《老子铭》《李母冢碑》《钟繇题阙铭》等鹿邑古代碑刻，既是老子研究的历史实物见证，也是古代书法的佳作。虽然原石早已经遗失，以至拓本皆无，不可寻觅，但对研究周口地域文化及书法史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通过对这些遗失碑刻文献的梳理，周口文化及书法的脉络会越来越清晰，文脉千载，信有薪火传代。（冯剑星）